《赤壁》：诸葛亮一介布衣又如何？

电影《赤壁》拍得不错。如果说它略有瑕疵的话，那也是瑕不掩瑜。有朋友喜欢拿它和《夜宴》、《十面埋伏》、《无极》相比，它们之间是一样又不一样。一样之处，即同为大制作，大投资，高票房；不一样之处则在于，《赤壁》拍得老实而不乏想象力，另外三个则很不老实又缺乏想象力。此话怎讲？我所谓《赤壁》拍得老实，是说它定位准确，有自知之明，不故弄玄虚，故事也能自圆其说；另外三个却都在电影之外另有企图，嘴上说做商业片，又心有不甘，弄巧成拙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直接伤害到故事本身，留下很多遗憾。

电影有电影的规律，它既不同于研究历史，也不同于写小说。它与小说在大的方面或许同样源于市井民间的“勾栏瓦舍”，却又有自身的用影象说故事的特点。所以，改编《三国演义》这样的小说，就不能完全依赖于文字的描述，就要考虑到文字表达与影象表达的区别，而适当地作出取舍。诸葛亮说服孙权、周瑜联合刘备抗曹，没有用舌战群儒等传统的戏剧场面，而是用了孙权射虎、观看周瑜操练士兵、水牛事件的处理、给老马接生、弹琴、周瑜参观刘备军营等一系列细节和情节，不露声色地使双方达成了一致。经过刻意编排的这些场面，自然要比听诸葛亮一人口若悬河地舌战群儒显得更加饱满。而且，编导所设计的这些场面也并非毫无来头，弹琴自不待言，古代文人多把弹琴作为必修课，儒家传统“六艺”之中，专列一项。琴声是最能反映一个人内心活动的，所以才有听琴而辨知音的说法。即使是孙权射虎，大约也是从“亲射虎，看孙郎”演化出来的，《三国志·孙权传》中专门记述了这件事，也不能说是空穴来风，只是孙权的表演过于强调了胆怯的一面。长坂坡一战也有这个特点，赵子龙救阿斗，按过去的演法，是在一个荒芜的枯井旁边，似乎已远离战场，这里则安排在村中，并不脱离战场，其实是比“杀个七进七出”或“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”更有真实感，而且在审美感受上也略有不同。不过，张飞用反光镜对付曹操的骑兵却显得太滑稽了，有点小儿科。

说到人物的形象、造型，以及性格的塑造，似乎争议很多，我倒觉得不必过于拘泥。关羽教小孩子读《诗经》和刘备编草鞋，虽然引来一片笑声，但不失大雅，并不有损于他们的形象。周瑜能文能武，关键时刻救了赵云一命，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。诸葛亮的行头颇似一介村夫，引起很多人的不满，想想其实大可不必。相声《八扇屏》说到诸葛亮，也说他“山野村夫，耕种锄刨，一山野人”。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则有“玄卒，亮躬耕陇亩，好为《梁父吟》”的说法。他自己写的《前出师表》也说：“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。”可见，他在出山不久用这套行头也是说得过去的。我们不能认同，说明我们的认知还没有摆脱传统戏曲的影响。诸葛亮的形象，以及关羽、张飞、刘备、周瑜、鲁肃等等这些形象，大致来自两个两个系统，一个是戏曲，一个是讲史，其实是把他们神化、人格化或审美化、舞台花了。电影的影象表达更强调生活化、日常化，包括语言也是这样，最好没有舞台腔，就像很多古装戏中那种拿腔拿调的对白，听起来并不舒服。试想，如果诸葛亮宽袍大袖，之乎者也，我们就能接受吗？恐怕也难。

这里还有一个观念性的问题，不是历史观，而是文艺观，说白了就是如何看待“戏”或“剧”？很多人讨厌戏说，但戏说不是胡说，是用“戏”的方式说，以区别于用“史”的方式说。如果“史说”可以代替“戏说”，还要“戏”或“剧”干嘛呢？直接写史不就得了吗？港台就没有“历史剧”这个概念，他们只有“古装戏”；而内地在很长时间内是不用“古装戏”这个概念的，我们偏爱“历史剧”这个概念，但现在也妥协了，也称“古装戏”了。这应该是个进步。尽管历史总是在上演精彩的一幕幕活剧，但却不同于舞台或银幕上的“戏”或“剧”，舞台或银幕之所以还有独特的价值，就是因为它和历史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所以常用历史来要求“古装戏”，说穿了，是长期以来似是而非的“历史剧”败坏了我们的胃口。

问题不是没有。精心打造的八卦阵在银幕上看着很漂亮，也很有气势，但略嫌简单了一些，缺少一点神秘感，而且，从时间长度上感觉也过长了，把节奏拖了下来。而目前影片拍摄所选择的这条河，河面则太过狭窄，没有长江的浩瀚，变得说服力不强，因为曹操的大战船很容易就能过去，还用费那么多的周折吗？